大约是1985年7月，河南省文联在鸡公山组织了一次工作会议，当时的南阳市还没有“文联”这个单位，我是作为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长的身份与会的。这种会历来很松散，除了正经议题，其他都是海阔天空地神聊。不知是哪个朋友谈起创作，说了句“我们有句口谚：写短篇，现过现；写中篇，穷熬煎；写长篇是傻蛋；写电影剧本是胡?干。”
听了这话，我猜我准是眼皮子一哆嗦，因为我已经“胡?干”了一阵子，吃了苦头，又在当“傻蛋”！心里格登了一下，脸上不知带出来没有。好在那时谁也不注意我，说完也就拉倒。但这事萦绕在我心头，几夜没有睡好。《康熙大帝》第一卷的蓝本原是一部电影剧本，工作之余偷偷写出来的——中国文坛半路出家的，大概都有这么个心理旅程——我因工作之便，接待过几位著名的电影导演，也许先写剧本容易找到发表门径。然而不然，《夺宫》的雏形本《匣剑帷灯》先寄上影，再投长影，又献《萌芽》，复奉《奔流》……望门叩谒，竭蹶自献，不是杳如黄鹤就是拒之门外。最客气的是给你寄张打印好的退稿信，上写：您的稿件我们已经拜读，经研究不拟采用，希望今后加强联系，不吝赐稿——惜墨如金到这份儿上，连在信头印好的“——同志”处填一个姓名都略去了。还有一位先生为了省时省纸，撕下一张台历写了几个字退了稿子回来。
然而当年毕竟还有“冲冠一怒”的豪气，既然不成一火焚之！我烧掉了退回的《匣剑帷灯》，埋车下帷，写出了34万字的《康熙大帝·夺宫》。我真诚地告知我的读者，这个时候的我，出版界连一个曾有杯水之交点头之情的熟人也没有，我分不清“自然投稿”和“约稿”是怎么回事，弄不明白不同出版单位出书的专业界定，甚至不知道稿子写好该怎样和出版社联系，是寄给“社长同志”呢，还是寄给“编辑同志”。
假如早一点听到“傻蛋”这话，有极大的可能就老老实实束手，“退而甘食其土之有，以尽吾齿”了。但此刻仅仅是“哆嗦”了一下眼皮子，“格登”一家伙而已。因为我知道，书稿在出版社已经通过“三审”，已经交印刷厂发排。鸡公山上会议结束，我就可以到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取看我的书稿清样了。后怕——也算天不灭曹，听了这迟到的警告。
书毕竟没有出来呀，可是，我写书的消息已经在《解放军报》、《河南日报》登出来了！而且我知道“出书”这件事的脆弱，清样出归出，一旦被某负责人看出点什么问题，“枪毙”随时可能发生，校样一压多年不出书的事有的是。可是，你是宣传部的宣传科长嘛；可是，你的上司已经看见你不务正业了呀！书出不来，证明了许多东西，所有的脏水你得一滴不漏全喝下去。你穿行在沙漠中渴死了，耳中心中还要承受这样的声音：傻蛋、活该、谁叫你……多少年人们都不会忘怀你背负的这个耻辱的十字架。
头发，就在这样的煎熬下大片大片地脱落下来。一边写着第二卷（我当然要做下去），一边脱落，以至于1986年出书，电视台采访，难煞了摄影师。因为脑袋正中一片白，像地球仪上的澳大利亚，四周布满小岛，千奇百怪异样风姿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个丑八怪。斑秃“鬼剃头”是心理病（不排除其他因素），我可以证明：因为第二卷写出后，头发又长齐了。现在想想，或许当初找人谈谈心、“冒冒气”会好些。但当初本能的有一种内在的抗拒，我不愿找人谈，不愿“到后娘怀里去撒娇儿——自寻没意思”。
《康熙大帝·夺宫》书出来了。抚着那厚厚的凉凉的封面，躺在枕上半卧着，摸那切割得坚硬的楞角。一手握着书脊，一手荡着书，让每一页都籁籁从拇指上飞速翻过。我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太大的欢喜，更多的是凄凉的宽慰和莫名的怅惆，也有冲击未来的筹划。我没有理会创作本身劳作之苦，却有心安理得的一份静谧。
时年，我四十一岁。
